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新崛起的罗马强国控制着西方世界。与以前各个文明世界的帝国相比，罗马有许多不同点。它没有实行君主政体，因为它不是由伟大征服者所创立的。它也不是第一个共和政体的帝国，因为还在伯里克利当政时，雅典就控制了许多同盟国和附属国，而迦太基在与罗马做生死决战时，还统治着撒丁、科西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西班牙和西西里的大部分领土。但是罗马却是第一个能够免于灭亡，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共和国。

　　罗马这个新兴国家的中心，设在古代各帝国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诸流域——的西面。中心位置的西迁，使得罗马有可能把某些新地区和新民族带向文明。罗马的势力扩张到摩洛哥和西班牙，又慢慢向西北延伸到今天的法国和比利时，一直到英国；向东北延伸到匈牙利及南俄罗斯。但是罗马在中亚和波斯没有什么势力，因为这些地方离它的行政中心太远。由于其版图辽阔，罗马人民中不但包括了大量北欧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且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希腊民族，但其中哈姆特族人和闪米特族人的数量却比以前的任何帝国都少。

　　罗马的繁荣昌盛维持了好几个世纪。它并没有像以前的波斯与希腊一样很快就遭受被同化的命运。米堤亚和波斯的统治者都是过了一两代就完全巴比伦化了：他们先接受了巴比伦王中之王的皇冠，又接受了他们的神庙和祭司；亚历山大和他的继任者也走着同样的同化路线；塞琉卡斯诸王朝中，许多方针政策都依照原来的尼布甲尼撒；托勒密氏家庭则因成为法老而彻底成为埃及人。与以前的闪米特人征服苏美尔后被同化一样，上述征服者也都一样被征服者所同化。但罗马却没有被同化：在这几个世纪中，他们实行自治，恪守自己的法律。在公元二三世纪前，对罗马产生过巨大精神影响的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在血统上与罗马人相近的希腊人。可以说，罗马帝国是最先尝试用雅利安模式统治广大领土的国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历史上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国家，是扩大了的雅利安共和国。征服者统治围绕着神庙发展的首都的古老方式并没有被罗马采用。罗马人也有自己的神灵寺庙，但他们的神和希腊的神一样，都是半人半神、不朽的神圣贵族。罗马人也进行祭祀，在困难时期甚至用活人来献祭，这点可能是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学来的。但是，直到罗马的鼎盛时期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祭司和庙宇在其历史上都未曾扮演过任何重要角色。

　　罗马帝国是没有经过缜密计划而发展起来的传奇式国家。罗马民众所做的是一种自己也不知所以的巨大的政治实验。这一实验并不成功。最后，罗马帝国终于完全崩溃。它的形式和方式经过了激烈动荡，在100年间发生的变化甚至比孟加拉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方1000年的变化都要激烈。可以说，罗马帝国一直在变化着，从来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项政治实验失败了，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项实验尚未结束。至今，欧美国家的许多学者仍然在努力破解罗马民族最初遭遇到的世界性的治国难题。

　　历史研究者最好记住，在罗马时代，不仅政治方面发生了剧变，社会和道德方面同样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偏见，认为罗马的统治是完整的、稳定的、坚固的、完满的、神圣而且必然的。麦考利在其所著的《古罗马之歌》一书中，就把“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市民”的长老们——迦图、西庇阿、恺撒、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大帝，以及罗马的凯旋、演说、角斗、基督教徒的殉教等混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残忍无比又庄严崇高的画面。其实我们应该对这画面中的各种素材细加分析，因为其中所描绘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其改变之大比威廉时代（威廉一世时期，即公元11世纪）的伦敦和今天的伦敦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罗马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劫掠罗马起，至公元前240年第一次布匿战争止。我们可以称这一阶段为同化的共和阶段。这或许是罗马历史上最辉煌、最有特色的阶段。这一阶段，贵族和平民间的**斗争即将结束；伊特鲁里亚人的威胁已经消失；罗马帝国的居民不算太富有，也不是十分贫穷；大多数人都具有共和精神。此时的罗马共和国是一个自由农民共和国，与公元1900年以前的南非布尔共和国以及公元1800至公元1850年的美国北方诸城邦都很类似。在这个阶段的初期，罗马只是一个方圆不到30英里的小国。虽然它与同族的近邻作战，但其目的不是破坏这些近邻，而是为了让它们和自己结盟。几个世纪以来的国内纷争，使得罗马人十分懂得妥协退让。被罗马击败的国家中，有些可以参政议政，从而彻底被罗马所同化；有些可以**自治，并被给予了在罗马经商、娶妻嫁女的权利；罗马修筑军事要塞；还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罗马人在这里享有各种特权。同时，罗马还开辟了大量的道路。这些政策使得意大利各地都不可避免地罗马化了。到了公元前89年，所有的意大利自由民都成了罗马市民。从形式上，罗马帝国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都市。到公元212年，帝国内的所有自由民都被赋予了市民权。这意味着，只要他们出席，便可以在罗马市民会议拥有投票权。

　　这种先把市民权赋予最容易治理的城市，继而扩展到全国的做法，是罗马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有的方式。这种方式完全改变了以前征服者被自己所征服的民族同化的惯例。正是用这种方法，作为征服者的罗马同化了被自己征服的民族。

　　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及吞并西西里后，虽然旧的同化政策依然在使用，但同时罗马统治者也制定了新的政策。例如西西里就被作为征服者的战利品而成为罗马民族的“财产”。西西里肥沃的土地和勤勉的居民，都成为罗马的致富之源。贵族及较有势力的平民，获得了西西里岛的大部分财富。同时罗马还在战争中攫取了大批奴隶。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前，共和国的居民大多是有市民权的农民，服兵役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当服役时，他们的田地都荒芜了，这就使新兴的奴隶农业得到了发展；当解甲归田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生产的产品不得不和来自西西里岛以及新的被占领国奴隶生产的产品竞争。时代发生了变迁，共和国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随着西西里岛成为罗马的掌中之物，罗马的平民也都落入了富裕的债主和富有的竞争者手中。罗马因此进入第二阶段，富人勃兴的共和阶段。

　　农民出身的罗马士兵为了获得自由和分享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前仆后继地奋斗了200年，但最终却只享受了100年的特权。第一次布匿战争不仅拖垮了他们，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已经获得的一切权利。

　　他们的选举权也是徒有其名。罗马共和国的行政团体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较为重要的元老院。这个机构本来是贵族的团体，后来发展成由大官员、执政官、监察官召集的，包括一切有权势的人共同参加的团体。和英国的上议院一样，元老院成为大地主、政治要人和大实业家的集团。与其说它像美国的参议院，不如说它更接近英国的上议院。布匿战争以来的3个世纪里，元老院都是罗马政治思想及意志的中心；另一个部分是平民会议。它是罗马全体市民的集会。当罗马还只是一个方圆30千米的小国时，还有可能召集这样的集会。但当罗马的市民权扩张到整个意大利后，这种集会便成了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这种通过在朱庇特神庙和罗马城墙上吹响号角来召集的集会，就逐渐变成了政治掮客和市井无赖之流的集会。如果说公元前4世纪的平民会议是平**张和权利的代言人，能有力地牵制元老院的话，那么到布匿战争末期，平民会议就成为被压迫人民毫无意义的遗物，已经对权威人士不能产生任何合法而有效的牵制作用了。

　　罗马的共和政治从来没有达到代议制的性质，也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推举市民代表来代表市**志。这一点，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罗马的平民会议永远也无法与美国的参议院以及英国的下议院相提并论。在理论上，平民会议包括了全体市民；但在实践中，平民会议却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第二次布匿战役后，罗马帝国的普通市民，境况极其悲惨。他们物质贫乏，有的失去了田地，有的被奴隶夺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产业，更糟的是他们失去了可以扭转局面的政治权利。因此，对于失去了任何参**力的他们而言，表达**的唯一方式就是罢工与叛乱。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国内政治史，是一篇于事无补的革命运动史。那些企图废除贵族地产，恢复自由农民的田地，免除全部或部分债务的提案，以及其他种种纷乱争斗的情形，本书限于篇幅，实在无法详述。总之，**和市民起义连绵不断，扰攘不息。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大**，使得意大利人心急如焚。因为这些起义者中有很多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角斗士，所以这次奴隶**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斯巴达克斯在当时似乎是死火山的维苏威火山口顽强战斗了两年。然而，这次**最终还是失败了，公元前72年，6000名被俘的斯巴达克斯战士，被残忍地钉死在罗马南边的阿比斯大路旁的十字架上。

　　平民们终究没能成功地反抗征服和剥削他们的压迫者。相反，那些压迫了他们的大富翁，不但打败了他们，而且在他们自己和平民之上扶植了一个新的势力：军队。

　　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前，罗马军队都是由应征而来的自由农民组成的，他们按照各自不同的情况，或骑马或徒步奔赴战场。这种军队非常适用于近距离作战，但却无法适应远征或长期征战。随着奴隶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具有自由精神的农民变得越来越少。于是，一位叫马略的农民领袖创建了一种新的形式。迦太基文明没落后，北非成为半开化状态的努米底亚王国。罗马与这个国家的国王朱古达常有冲突，却屡次受挫，始终没有征服它。为了挽回面子，马略被推举为执政官，组织了雇佣军队，进行严格训练，终于击破了朱古达军。公元前1105年，马略击败米古达。米古达逃到毛里塔尼亚（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北部）后，被国王波库斯所俘，交付罗马。马略虽然任期已满，但仗着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军团，仍然继续不法执政。此时的罗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奈何得了他。

　　从马略开始，罗马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军人共和时期。这时雇佣军的领袖们都想统治罗马，于是争权夺利的战争开始了。与马略作对的，是他以前的属下，远征过非洲的贵族苏拉。他们肆意屠杀政敌，数以千计的人被他们放逐或杀戮，地产也被他们拍卖。继他们的血腥火并及斯巴达克斯**之后，卢古鲁斯、庞培大帝、克拉苏、恺撒等先后做了军政当局的首脑，控制了罗马政治。克拉苏击败了斯巴达克斯。卢古鲁斯征服了小亚细亚，入侵亚美尼亚，攫取大批财富后归隐山林。克拉苏远征波斯，被安息人打败阵亡。在长期的战乱后，庞培被恺撒打败，并于公元前48年，在埃及被杀。最后，恺撒硕果仅存，成了罗马的唯一主人。

　　恺撒的故事激发了人类的想象，但很难辨别他的功绩和真实作用的比重到底有多少。他成了传奇中的偶像或崇拜的象征。但在我们看来，他的重要性在于他完成了初期帝国阶段的过渡，也就是从军人共和时期到罗马扩张的第四阶段。当时的罗马虽然国内经济、政治骚动，内乱四起、社会衰败，但其疆域依然在不断扩张。到公元100年，罗马的版图达到了最大的程度。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的扩张进入了停滞的低潮时期。在马略重整军制前，又一次元气大伤，而斯巴达克斯的**则使它第三次伤筋动骨。此时，恺撒因征服高卢，也就是现在法国、比利时一带，而一举成名（高卢国内的主要居民都是属于凯尔特族的高卢人，他们曾占领意大利北部，侵入小亚细亚并定居在该地的加拉太斯）。恺撒将入侵日耳曼的高卢人驱逐出境，并把高卢地区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他曾经两次渡过多佛尔海峡（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入侵不列颠，但都遭到了强有力的抵抗。与此同时，庞培大帝也正在罗马东到里海的地方巩固了统治，并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元老院在名义上仍然是罗马的政治中心，有权任命执政官和其他官吏，并可以赋予他们种种权利，等等。许多政治家仍然为保持罗马的共和传统，以及继续尊重罗马的法律而奋斗，其中以西塞罗最为突出。但是市民权的精神已随着自由农民的锐减而逐渐颓废衰微。意大利成了既不清楚自由为何物，也不要求得到自由的奴隶和贫民的国度。元老院里的共和主义领导者已经没有什么依靠力量，而在他们畏惧并想压制的大冒险家背后，却有着强大的军团。克拉苏、庞培和恺撒三个人的势力远远超过了元老院，他们三分天下，这就是最初的三雄执政。后来，克拉苏在卡里尔莱战役中被安息人杀死，庞培和恺撒也决裂了。庞培支持共和政体，以恺撒违反法律、不服从元老院的命令为借口，依照法律通过了传讯恺撒的提案。

　　当时，卢比孔河是恺撒的法定驻地和意大利本土之间的分界线，如果将军率军逾越驻地是不合法的。公元前49年，恺撒宣称“事已至此，毫无退路”，越过了这条分界线，向庞培和罗马进军。

　　过去，罗马的惯例是，在军情紧急时候，推举一位权力至高无上的**官来挽救罗马。恺撒击败庞培，被推举为**官，任期10年。后来，他又被推举为终身**官（公元前45年），实际上就是罗马的终身统治者。当时也有人主张建立帝制，但自从5个世纪前驱逐伊特鲁里亚人后，罗马人一直对皇帝很反感。恺撒坚决不称帝，但却接受了皇帝的宝座和玉笏。恺撒击败庞培后，曾率军进入埃及，在这片由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国土上，恺撒爱上了美轮美奂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她似乎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把她灌输的埃及“神圣的王”的观念带回了罗马。恺撒在一座神庙内树立了自己的雕像，并刻上了“献给无敌之神”的铭文。然而行将就木的罗马共和精神，做了最后一击，在元老院刺杀了恺撒，他恰好倒在自己杀死的对手庞培大帝的雕像脚下。

　　这种个人争名夺利的战斗又持续了13年。其后形成了雷比达、安东尼奥及恺撒的侄子屋大维三足鼎立的第二次三雄执政。屋大维像他的叔父一样占据了贫瘠而多事的西方各省，招募了最精锐的军队。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海战中，他一举击溃自己唯一的敌人安东尼奥，成为罗马的唯一执政官。但屋大维和恺撒完全不同，他从未有过做神做王等愚不可及的**，也没有过令他目眩神迷的皇后**。他坚决不做**官，还把自由还给元老院和民众。元老院为了表示感谢之意，仍把实际的权威交给了他。屋大维不称皇帝，而是被称为“元首”或“奥古斯都”（尊严的意思）。就这样，他成为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恺撒（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

　　其后的皇位继承人，依次为提庇留（公元14年至公元37年）、加里古拉、克芬狄和尼禄。后来是图拉真（公元98年）、哈德良（公元117年）、庇乌（公元138年）和奥勒留（公元161年至公元180年）。这些皇帝都是行伍出身。军队可以拥立皇帝，也可以推翻皇帝。元老院渐渐在罗马历史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皇帝及其行政官。至此，罗马帝国的疆土扩张达到了极点。不列颠的大部分都被并入帝国版图，特兰西瓦尼亚被划分为新省达契亚（即新属地之义）；图拉真则渡过了幼发拉底河，而哈德良的做法则可以使我们立刻想起世界另一边（指中国）的情况。与秦始皇一样，哈德良为了抵御北方的野蛮民族入侵,筑造城墙；其中之一横穿不列颠。此外，他又在莱茵河及多瑙河间建造了栅栏，并放弃了一部分图拉真的领土。

　　罗马帝国的扩张就此结束。